导读：作为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所长，冯家超博士及其团队负责向政府提供各种建议，从澳门问题赌博的原因和比率，到推荐的病态赌徒治疗方法，以及”负责任博彩”概念推广。

福州是福建省的省会，虽然是工业发展非常迅速的城市，但是在一些老街，或者是公园之中，总是有几个人聚集在一起玩麻将的游戏，其规则并不难，而很好掌握，在玩牌的过程中刺激性强大。在现实生活之中的福州市的福建麻将，总是让旁人听出浓厚的福建口音，很具有乡土文化气息，即便是网络上的游戏，也传承了一种乡土的味道。如果要掌握此种麻将的技巧，那么有一个很重要的秘诀，首先是看别人玩牌，毕竟有些时候可以从别人那里吸取经验教训，如此则让自己玩麻将的过程中比较富有特色。

以下是WGM首席执行官卓弈与冯博士关于负责任博彩方面的探讨内容。

卓弈：冯先生，感谢您就负责任博彩这个极其重要的话题与我们交谈。

首先，可以为我们讲讲负责任博彩究竟是什么吗？

冯家超：负责任博彩的含义也在随时间而演进。

2007年我们做了第一次研究，采用了在加拿大、澳大利亚和美国使用的一些概念。

当时据我们的理解，负责任博彩的概念在美国基本上以个人为焦点。

它是博彩营运商的倡议，他们团结起来共同关注博彩的负面影响。

他们建议行业建立一套行为规范，美国博彩业协会的所有成员都应该遵守，这样他们就只集中精力在赌客行为上。

当时，”负责任博彩”一词在美国是指负责任的博彩行为。

但当我们去了解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概念时，有一点不同，尤其在澳大利亚，他们关注的东西更多。

第二是危害最小化，与在消费主义中的概念相同。

当一位顾客走进超市，他们需要看看商标和提供的信息，而营运商需要提供足够和正确的信息，以便消费者决定是否购买。

因此这个概念来源于消费者保护。

危害最小化意味着做一个知情的决定，以此来将与博彩有关的危害降到最低。

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，有一个规范的环境，因为无论我们为赌客做多少，如果我们没有一个适度监管的环境，仍然有可能对他们造成危害。

因此综合考虑，它的意思是，在一个适度监管的环境中，赌客可以做一个知情的决定，最终危害将降到最低，与博彩相关的、对别人所引致的危害也将降到最低。

这就是负责任博彩的定义。

这是我们的起点，但当我们去应用到澳门社会时，我们学到了，除了博彩营运商、政府以及博彩者，我们需要再引入两个持份者。

一个是教育及其他社区团体，比如大学和各级学校就正确的价值观进行教育。

另一个是问题赌博防治机构。

澳门有很多的组织和协会，要想有效地实施政策，我们需要借助他们的力量和网络来宣传推广。

这就是为什么最初在研究如何在澳门引入负责任博彩的概念时，我们制定了一个五个持份者模式，也就是我们所称的”澳门负责任博彩模式”。

卓：将这个模式应用在澳门社会显然是一个重要步骤，但澳门博彩活动的一个巨大百分比来自中国内地。

我们知道，他们平均每次逗留时间约为1.4天。

如何去辨别，并将信息传达给中国内地的赌客？

冯：我们将本地和游客市场区分开来。

本地市场很容易理解，我们采纳了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方法。

我们用DSM-4（DSM指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），2013年起开始用DSM-5。

DSM-4中有十个问题，基本上是十种症状。

如果有人具备五个或更多，就可以被归类为潜在的病态赌徒。

2003年我们在澳门进行了第一项研究。

那是很有趣的一年，因为我们知道，2014年金沙成为澳门市场开放后首家开业的娱乐场。

因此2003年还是旧澳门，当时我们的电线个取样对象。

结果显示，15至64岁的本地人中1.8%可以被归类为潜在的病态赌徒。

2007、2010和2013年，我们做了相同的调研。

2007年比重从1.8%上升为2.6%；2010年再次上升到2.8%；但2013年急速下降到0.9%。

如此大幅下降是很有趣的现象，不禁让人产生疑问－2010至2013年间发生了什么？是因为政府自2009年采纳了我们的建议吗？那时与澳门大学一起，DICJ和社会工作局开始推广负责任博彩，到现在已经六年了。

最初，没有太多人接受负责任博彩的概念。

2009年我们开始推广时，立法会有些成员质疑我们是在宣传负责任博彩还是博彩本身！他们将博彩视作非理性，因此怎么可以与负责任结合起来？

我们也明白，让澳门社会接受这个概念也是困难的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用了将近一年时间只是去说服他们。

我们只是去推广这个”概念”，这个名称。

从第二年起，我们每年增加一个话题或一个主题，澳门社会逐渐接受了它。

我们用一些指导原则来帮助我们推行负责任博彩。

其中有一个做法最好。

无论推广什么信息，我们都会做研究来追踪信息的有效性。

2009年我们做项目时，在推广前和推广后，我们问了本地人很多问题，比如他们对问题赌博了解多少？是否听说过负责任博彩？是否可以告诉我们一个负责任的博彩者的行为是什么？经过逐年对比，最终我们有了一些发现！

在我看来最重要和突出的发现是，对问题赌博的意识从2009年的16%上升到目前的60%。

我认为这是很显著的，他们收到了这个信息。

然而，从2013年以来的研究我们了解到，尽管意识很高，但知识仍然匮乏。

因此我们改变了策略，从只是提升意识，到帮助他们深入理解负责任博彩。

冯：面临的问题是，”我们如何让五十万人对问题赌博、负责任博彩以及博彩行为有很好的了解？”我们经过思考，决定用竞赛的形式。

去年是首次试验，我们制作了一个应用程序，包含大约250个问题。

人们可以下载应用，玩一个问答游戏。

如今人人都有智能手机，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个寓教于乐的好方式。

我们还希望，未来走进娱乐场的人，甚至是即将上任荷官工作的博彩从业人员，可以接受负责任博彩的培训。

因此现在我们敦促博彩营运商在雇佣员工时，让他们下载这个应用，去理解有关博彩业和博彩行为的250个问题。

冯：可惜目前只有中文版本，但以后会的！里面的问题是基于博彩法第16/2001号法律提出的，比如”进入娱乐场的法定年龄是多少”。

它们是选择题，其中有很多法律和博彩问题。

还有一些诸如”哪个游戏的娱乐场赢率最高”或者”非法赌博的最高刑罚是什么”之类的问题。

我们希望明年英文版本可以做好，去年只是一个试验，只有几百人下载。

今年我们希望可以有几千。

从九月最后一个星期开始，我们将开启十周的幸运抽奖，奖品是每周一台iMac。

希望可以激励人们去下载。

卓：作为澳门大学博彩研究所（ISCG）所长，您已经成为澳门负责任博彩的代言。

ISCG虽然是在大学内，但实际是一个研究机构，不是教学机构。

您是如何成为澳门引领负责任博彩宣传推广的人的？

冯：讲起来很有趣，最初我们只是作为政府的一个智囊团，那也是ISCG于2003年设立的原因。

从那时起，我们陆续为政府做了一些研究，目前已经做了大约25或30份论文。

2007年我们做了一些非常重要的研究提交给政府，叫做负责任博彩政策研究。

一段时间后，行政长官接受了我们在澳门推行负责任博彩的想法。

是因为他的领导。

而且，DICJ和社会工作局也与我们合作，因为在大中华区，华人群体，还没有推广负责任博彩含义的任何经验。

没有人知道它。

作为一个智囊团，我们贡献了我们对于人们如何赌博成瘾的知识和理解。

实际上起初我们也不清楚人们如何成瘾。

我们的起点除了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经验，别无其他。

这也是我们访问那些国家的原因。

在那里，我们与政府官员会面，交换如何进行推广的想法，以及有哪些经验。

我们试图去建立一个概念模型，并根据本地内容来进行修改。

举个例子。

在澳大利亚他们总是宣传，”醉酒时请不要赌博”。

然而在澳门不太需要这样做，他们喝茶或者咖啡来让自己更兴奋，这是文化差异。

我们列出了负责任博彩八个方面的认知和行为。

冯：有四个，分别是圣公会乐天伦赌博辅导暨健康家庭服务中心（非常重要，因为他们有24小时赌博辅导热线）、逸安负责任博彩辅导中心、澳门工业福音团契，以及澳门博彩业职工之家（不过他们已经将案例转介给政府）。

冯：首先，我们可以说那些大赌客就是问题赌客吗？不可以。

假设一个大赌客会赌一百万港元，但他一年只来澳门一次。

我们不能说他就是一个问题赌徒。

从心理学角度，从学术角度，必须有当前的症状和非常严重的症状，才能归类他们为病态赌徒。

因此如果人们说那些在澳门赌博的人，尤其是在贵宾厅赌博的人，是问题赌徒，那是错误的想法。

对那些不能控制自己博彩行为的人，我的理解是，他们必须每周至少来澳门一次。

那些成瘾的人在一周内无法控制自己，他们需要至少一周赌博一次。

但在中国内地，有多少人有签证一周去一次澳门？也许他们住在珠海，或者是有商务签证的商人，但这意味着起始的基数突然间就非常小了。

每年来澳门的3,100万人，也许只有其中的10万人？我不知道持有多次入境签证的确切人数。

那么问题是，如果这些人赌博成瘾，我们怎么去帮助？

首先是隔离。

2012年起我们有了一个隔离项目，中国内地赌客可以向DICJ报告，申请自我隔离。

如果你需要一些外力来帮你戒赌，这是行之有效的。

第二是治疗。

所有四个治疗中心都提供免费治疗服务。

据我了解，澳门工业福音团契会为珠海的一些案例提供跨境治疗服务，不过不是太多。

他们必须是非常重要的人，那个组织会去珠海探访。

这些治疗中心都是免费的。

第三是我们的负责任博彩资讯亭。

很可能到明年第一季度末，我们将会有最新版本的负责任博彩资讯亭，上面提供在线「自我隔离」申请。

你只需要出示护照，放在扫描仪上，所有信息就直接到了DICJ。

冯：自2012年底至今，大约有27,000人使用过。

有些资讯亭使用的频率会比其他高一些。

有些位于娱乐场内，有些是在社区，包括澳门赛马会，这样我们可以增加使用率。

使用资讯亭时，它会首先出现两种选择－作为游客登陆或作为本地人登陆。

做了这个选择后，整个过程就开始了，这样我们可以知道他们是游客还是本地人。

从中获得的发现很有趣。

位于娱乐场的那些资讯亭，70%的使用者是游客，但如果是位于社区，70%的使用者是本地人。

通过将它们设置在不同类型的地点，我们实现了一种平衡。

冯：已经有一些行动。

来自中国内地赌博成瘾的人有一个问题，家人不让他们去澳门治疗，因为不确定他们是否实际上是去赌博！因此我们使用电话或者网络。

我们有一个在线小时的电话辅导，这样即便在北京，也可以打电话。

你通过拨打热线电话就可以得到治疗服务，这是一个相当新的行动。

今年前六个月我们已经有将近两千人打来电话。

卓：根据您提到的数字我们可以计算出，澳门大约有5,000人可以被归类为潜在的病态赌徒。

有多少人在寻求治疗呢？

冯：首先我们需要清楚，一个社会有多大的比率被归类为潜在的病态赌徒，算是正常的情况。

就是说，即使没有负责任博彩推广，这个比率应该是正常社会的标准。

哈佛大学过去30年在美国做了一项研究，显示正常比率应该在0.5%至1%的范围内。

也就是说，澳门要符合国际上的常态，就应该在那个范围内。

第二，对于赌博成瘾的人来说，研究显示，有一个自然康复的概念。

这些情况也许是因为一段关系－来自女朋友或者老板的信息－这个人得到信息，戒了赌。

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越推广负责任博彩，我们在群体中分享的正面信息就越多。

希望没有接受治疗的那个群体会自己放弃。

这也非常重要，因为如果我们比标准高出很多，就有问题了。

但我们不是，澳门目前状况不错。

卓：作为世界最大的博彩之都，这是非常好的状况。

按说由于娱乐场博彩的存在，澳门问题赌博的严重性要比世界大部分地方都高？

冯：是的，但随着新娱乐场陆续开业，风险也在加剧。

我们称之为便利性，如果便利性提高了，人们赌博成瘾的机会就更高。

这就是为什么澳门政府正与我们一起着眼未来，我们必须提前做些努力，而不只是去被动反应。